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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以后家长的忧虑出现了分化的特点：有些家长觉得学校减负不足，学生学业压力仍然过大，无法保证身心健康发展，比如对《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12岁儿子坠楼身亡，他希望：“双减”政策能真正落到实处》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双减’之后是作业更多了，孩子的负担更重了”“中高考制度都在，怎么减下来就怎么加上去”等评论获得了大量的点赞；但也有些家长害怕减负太过，害怕自己“鸡娃”不足，“我家孩子在机构学数学时特别喜欢，两眼放光，而现在学校数学远低于他的水平，取消这些培训班就是对孩子个性化学习机会的剥夺”“‘双减’我们自己减没有用，人家的孩子没减，回头几年下来比人家落一大截”。同时，有些家长希望减少频繁的考试评价，“一个学期大考、小考，没有考试也有各种形式的测验，孩子的压力不可能减下来”；但有些家长希望得到及时的反馈，“感觉以后中考是在拆盲盒，平时不考试不反馈成绩，中考将成为大型分流现场，等着傻眼吧”。

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两种对“双减”政策完全相反方向的观点，都在裹挟教育系统“双减”政策的实施行为和家长的教育行为。持每一种观点的人都会在网上发现与自己同感的人“特别多”，进而深信“大家都是这么感觉的”。这就是“信息茧房”效应。早在2006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就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指出，人们关注的信息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这种信息窄化现象会不断加深教育焦虑，让有些家长大骂现在减负不到位，希望减负一减到底；而让另一些家长一边大骂别人“教育内卷”，一边怕自己“鸡娃”不足而努力给孩子寻找各种教育资源。

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家长要想做好教育统合，就特别需要明白什么样的教育是合适的、完整的教育。如果让所有孩子都学习同一水平的内容，学习平均水平的一模一样的知识，那对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家长不能强制教育体系按照自家孩子能力水平去设置教学内容，而要在现有的教育知识谱系中找准自家孩子的位置并选取适合的学习方法。如果简单要求继续加强减负，减到所有孩子都没有压力为止，或者简单要求恢复课外班教学以保留继续开展“鸡娃”大战的战场，不但教育焦虑不会停止，我国未来的人才培养也会出现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