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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刚”是相对的，“柔”是绝对的；“法”是相对的，“情”是绝对的；严厉是相对的，宽容是绝对的；“疾风暴雨”是相对的，“和风细雨”是绝对的；“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李老师：

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的信，我发现现在的老师并不好当，或者老师这个职业一直就不好当，因为没有明确的标杆尺度来衡量，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就比如面对学生犯错时，到底态度是应该严厉还是宽容。如果宽了，学生会更加放肆，严了，学生又会害怕老师，师生的感情就会受到影响。我看到现在好多班级都在用班规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我也想这样尝试，但我发现所谓的班规制订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一想到这些，我心情就变得郁闷起来。

你说在教育过程中最让你感到棘手的，就是把握好宽严的分寸。

其实，如果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头头是道说很多诸如“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之类正确的废话，关键实践中如何把这“该不该”拿捏得恰到好处。

先看两个真实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同样发生在民国，同样发生在中学。

第一个故事是流沙河先生给我说的他高中时代的一段亲历——

一次我和沙河先生聊天，说到学校的学风。他说：“我们那时候，学校风气非常好。我读高中时，每次考试学生都交叉坐，就是你的座位四面都是其他年级的学生。没有监考老师，不用监考。只有教室门口有一个工友负责收试卷。”

我很吃惊，想到现在的所谓“诚信考试”，其实民国时期就有了。我问：“没人作弊吗？”他说：“没有人作弊。我在高中阶段只经历了这么一件事。一位郫县的姓杨的同学，成绩好得不得了。那次化学考试，当时是出五道题，选做四道，每道题25分。这个同学成绩非常好，很快便做完了四道。看到还有时间，便把第五道题也做了。做完后提前交卷就走出了教室，刚走出最多10步，但已经走出教室门了，突然想到第五道题有一个错误，就是这道题是要求计算容积的，因此单位应该是立方，可他粗心写成平方了。但他想起来了，便回教室把试卷翻开，将2改成了3。就这个举动，被认为是作弊。一部分学生去找校长，一部分学生帮他捆铺盖卷。当天便开除了。”

我说：“这事如果放到现在，肯定很多人来帮着求情。”

他说：“那时谁敢求情？还有一位县长的儿子，经常欺负同学被老师批评体罚，不敢回家告诉父亲。因为如果父亲知道了，这学生还要挨一顿打。”

第二个故事其实早已流传很广，不过我愿意在这里再说一遍——

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举行毕业考试。面对物理试卷，学生谢邦敏一筹莫展，虽然他极富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一直很糟糕，最后他不得不交白卷，可是他又心有不甘，便在试卷后面赋词一首，调寄《鹧鸪天》：“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这事放在今天，除了给零分还有什么结果呢？何况当时判卷的物理老师是魏荣爵，其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决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但是，魏荣爵却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1949年后曾是北京第一刑庭庭长。

这两个故事该如何评价呢？

第一个故事不可谓不“严”——岂止是“严”？简直就到了“苛政猛于虎”的程度！为什么就不“宽容”一点呢？教育的“人性”哪去了？是“以人（学生）为本”还是“以事（考试）为本”？难道不怕中国失去一位未来的科学家吗？当然，这事放到今天，更多的校长和老师会想，万一孩子想不通跳楼怎么办？

第二个故事不可谓不“松”——岂止是“松”？简直到了“用人情代替规则”的地步！为什么要视制度为儿戏？教育公平何在？如果都这样宽容，学校还有没有起码的规矩？如果社会也如此，那不乱套吗？对这个孩子放一马，那其他学生——用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词——“情何以堪”？

从另一方面看，两个故事都有道理。前者虽然开除了一个孩子，中国少了一个可能的科学家，但严肃了考纪，端正了校风，为更多未来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公平的学校环境。后者虽然“便宜”（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其实，是阅卷先生单为这学生作弊）了一个孩子，但却为他的未来开启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或者说展示了无限多的可能性。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对第一个孩子不这样宽容呢？难道他就不配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吗？

请注意，第一个孩子处于公开状态——考场所有学生都看见了；而第二个孩子处于私密状态——只有他和阅卷先生知道。放纵第一个孩子，无疑会损害规则（纪律）的尊严，并动摇学校的教学秩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以一个学生的前途换取制度的权威以及所有学生的公平，虽然有些残酷，值！而宽容第二个孩子，在当时没有其他人知道，并不会产生什么消极的连锁反应，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的社会影响”，相反会挽救一个孩子的未来，该！

什么时候该坚持制度——所谓“法不容情”，什么时候可网开一面——所谓“法要容情”，这简单的问题却蕴含着教育的全部秘密，把这个分寸把握好了，就懂得了教育。有老师会问：“究竟怎么把握这个分寸呢？”别问我。永远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

不然，我们为什么爱说“教育是心灵的艺术”呢？

有老师认为，在班上实行民主管理，依“法”（班级规章制度）行事，就能够平衡好宽与严的分寸。一切按制度办，该宽则宽，该严就严。这个说法好像正确，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有不少人认为民主就是纵容，就是无法无天，就是让步，就是软弱……所以我说过“民主是最硬的”，具体含义是指成人社会的法律权威，是行动上服从由多数民意形成的国家意志。

但在儿童世界，不能简单地这样说。我当然不是说对孩子不能有强硬的东西，我是说不能简单套用成人的原则。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未成年人。

教育，通俗地说，就是促进一个人由“生物人”向“社会人”的形成。具体说，教育有两个基本功能：文明行为的养成和高尚心灵的形成——注意，我这里只是说的“基本功能”，还有“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潜力挖掘”，等等，我从略。或者再简化地说，教育，主要是着眼于孩子的“行为”和“心灵”。文明行为的养成，需要训练，需要规则，需要强制，需要鼓励，需要惩戒，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尚心灵的形成，需要引领，需要榜样，需要感动，需要熏染，需要陪伴，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想强调，这两个“长期的过程”在实践中就是一个过程，不过，“行为”和“心灵”并不是半斤八两的对等，教育的主旋律还是“心灵”。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细心领会这句朴素而深刻的话，我们自然会明白，在教育中，“情”永远大于“法”——哪怕这个“法”仅仅是相当于“法”的班级规章制度。

我认为，面对学生违“法”——触犯了已经告知的规章制度，“容情于法”的做法是，第一，充分利用规章本身具有的“弹性”——我刚才忘记说了，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可操作的法，都是具有“弹性”的，这个“弹性”体现在量刑的尺度上，比如“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等，也体现在“免于刑事处分”上。因此，教师在执行规章时，完全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或宽容，或轻处，甚至“视而不见”或“装作不知”。

第二，即使必须执行规矩，以示制度和纪律的严肃性，实施的过程应该尽可能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在方式上柔和些艺术些，比如王君老师对那三个孩子的处理方式。

第三，如果孩子不是当众犯错，而且后果并不严重，如果“公事公办”则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干脆放他一马。宽容有时候比惩罚更有教育效果。

当然，如果是当众犯了严重错误，触犯了纪律，若不处理则会造成更大的危害，那也不得不“严格执法”，照章处理，比如我开头所说流沙河讲的那个故事。宽容也不是无条件的。教育有时候也需要“说一不二”。不过我认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属于教育中“不得已”的“非常态事件”。

请允许我不那么严谨但自以为“大体差不多”地说——

教育，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刚”是相对的，“柔”是绝对的；“法”是相对的，“情”是绝对的；严厉是相对的，宽容是绝对的；“疾风暴雨”是相对的，“和风细雨”是绝对的；“三下五除二”是相对的，“润物细无声”是绝对的；“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马卡连柯语）是相对的，“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陶行知语）是绝对的……